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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惨与可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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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,在事后看来,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,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,死伤至于三百多人(2)。这罗网之所以布成,其关键就全在于“流言”的奏了功效。

    这是中国的老例,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,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。就我所眼见的而论,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,光绪年间用“康党”(3),宣统年间用“革党”(4),民二以后用“乱党”(5),现在自然要用“共产党”了。

    其实,去年有些“正人君子”们称别人为“学棍”“学匪”的时候,就有杀机存在,因为这类诨号,和“臭绅士”“文士”之类不同,在“棍”“匪”字里,就藏着可死之道的。但这也许是“刀笔吏”式的深文周纳(6)。

    去年,为“整顿学风”计,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,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,居然很奏了效。今年,为“整顿学风”(7)计,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,怎样可恶的流言,又居然很奏了效。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,三百多人死伤了,如果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领死在里面,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“暴动”

    可惜竟没有。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。据说也还是的,但他们全都逃跑了,所以更可恶。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,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,两支手枪,三瓶煤油。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;即使真是,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,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!

    但次日,徐谦,李大钊,李煜瀛,易培基,顾兆熊的通缉令(8)发表了。因为他们“啸聚群众”像去年女子师范大学生的“啸聚男生”(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语)一样“啸聚”了带着一根木棍,两支手枪,三瓶煤油的群众。以这样的群众来颠覆政府,当然要死伤三百多人;而徐谦们以人命为儿戏到这地步,那当然应该负杀人之罪了;而况自己又不到场,或者全都逃跑了呢?

    以上是政治上的事,我其实不很了然。但从别一方面看来,所谓“严拿”者,似乎倒是赶走;所谓“严拿”暴徒者,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(9)委员长(李),中俄大学校长(徐),北京大学教授(李大钊),北京大学教务长(顾),女子师范大学校长(易);其中的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(10)委员:一共空出九个“优美的差缺”(11)也。

    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,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;但那姓名的一部分,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。(12)这种计画,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,是确实会有的。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,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;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,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“优美的差缺”逃出北京,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,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趣事。

    那学校的名称,就应该叫作“啸聚”学校。

    三月二十六日。

   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京报副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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